他们为什么敢暴力“抢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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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丽玮

没被认定的家暴延伸

“紫丝带妈妈”是一群与孩子被迫分离的妈妈们组成的维权群体。

主要负责人朱莉告诉我,“紫丝带行动”是在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推动,影响到全球超过35个国家的国际性反暴力运动,借用这一标志的中国“紫丝带妈妈”们,她们的孩子被孩子的父亲暴力抢走、藏匿,导致母亲无法与孩子相见,更谈不上享受抚养和探视的权利。“很多抢夺子女的人本身都有家庭暴力的问题,在孩子被抢夺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暴力因素。”朱莉说,“孩子被剥夺了母爱或者父爱,这种精神上的禁锢也是一种施加在孩子身上的精神暴力。

戴晓磊是“紫丝带妈妈”最早的骨干成员。2016年,她因不堪忍受前夫的出轨和家庭暴力,选择离婚。法院认定了男方的家暴事实,责成其赔偿戴晓磊5000元,但却将他们唯一的儿子的抚养权判给了男方,戴晓磊享有探望权。早在戴晓磊起诉离婚半年多以前,她的儿子已经被男方抢回了河北高阳县老家,在此期间戴晓磊跟孩子只见过一次面。

有家庭暴力行为的一方,究竟能不能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在离婚案件中有关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上,司法界遵循的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戴晓磊是加拿大籍华人,她跟前夫都在影视行业工作,两人收入旗鼓相当,他们在抚养权问题上最大的差异在于,孩子已跟随男方生活了一段时间,于是法官认为孩子不应改变原有的生活环境。

戴晓磊的案例非常典型。家暴跟孩子抚养权的判决无关,反而是暴力抢夺孩子更有利于获得抚养权。“紫丝带妈妈”中与戴晓磊经历相似的人不少见,法院的判决无疑助长了父母一方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

插图|范薇

在失去抚养权之后,戴晓磊的探望权利几乎无法执行。由于离婚判决书中并没有提及探视的具体规定,男方以各种理由,甚至是暴力威胁来阻挠戴晓磊的探视,于是她只能不断地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每一次执行的周期大约需要6个月,执行的结果就是高阳县人民法院要求男方将孩子带至法院或者其他地点,戴晓磊每一次与孩子见面的时长只有一小时左右,这对于一个享有探望权的妈妈来说,时间远远不够,但又别无他法。

父母一方与孩子长期分离,母爱或父爱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跟我国司法制度中对此问题的长期忽视密不可分。“紫丝带妈妈”公益援助律师张荆在婚姻法律问题上经验丰富,她告诉本刊,在10月17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保法》)中,我国法律终于第一次明确规定: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可以说这一规定是很多人不断奔走、争取的结果。”张荆说道,在新修订的《未保法》颁布之前,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明确禁止抢夺、藏匿孩子。

张荆曾对自2012年以来中国裁判网上的离婚案例进行过统计,在700多份涉及子女抚养权和探望权的离婚判决中,约有11%存在父母一方抢夺、藏匿孩子的情节。“公开描述并不等于全貌。实际情况比这个更加严重。”张荆说,同时,这11%涉及抢孩子的离婚判决中,绝大多数存在着家庭暴力行为,可以说,暴力争抢孩子即是家庭暴力的延伸。但就目前的法律现实来说,父母一方抢夺、藏匿子女的行为,是从阻碍父母与子女亲情流动的自由权利上来理解的,它究竟是不是一种家庭暴力行为,尚无法认定。

微弱的社会力量

绝大多数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但为什么仍有人要以独自占有的方式禁锢孩子享受亲情的自由?张荆律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接触婚姻法律问题,那时的情况与现在截然相反。“90年代遇到最多的问题是夫妻离婚的时候双方都不想要孩子,法官经常要求双方协商好孩子的问题才肯给出判决。”张荆分析说,那个年代家庭经济条件普遍不好,家里孩子多,负担沉重,但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随着社会整体的经济条件不断好转,老人们成为家中带孩子的主力,人们开始争抢孩子,无论是重男轻女和传宗接代的执念,还是以孩子作为手段要求对方放弃财产,或者纯粹为报复或折磨对方,抢孩子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

但在现实的司法环境里,抢孩子确实有助于获得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判决。

1993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规定:对两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父方和母方均要求随其生活,子女随一方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可予优先考虑。可以说,谁能争取孩子与自己生活在一起,谁就在抚养权争夺中享有巨大的优势。

另一方面,在新修订的《未保法》出台以前,我国法律对夫妻一方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没有任何法律评价,即使这一次在《未保法》中有了明确说明,也只是规定了禁止行为,并没有明确它的法律后果,比如恶意抢夺、藏匿孩子,是否可以取消其监护人资格,或者在《刑法》的司法解释中,是否将其列在拒执罪的范畴中。

“抢夺、藏匿孩子不能作为民事诉讼中一个独立的案由,对相关问题的解决非常不利。”张荆分析道,“如果两人没离婚,是不能直接起诉争夺抚养权和探望权的,要先起诉离婚才行。”而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除了涉及家暴问题的,第一次起诉一般都不会判离婚,需要再次起诉,走完离婚诉讼的司法流程往往要拖很久。

因为缺少法律的有力支持,这些被抢夺子女的父亲或母亲们维权异常艰难。除了到法院起诉,他们还会报警,妈妈们甚至去找妇联,但都无法获得满意的效果。

去年,未婚妈妈魏圆圆和她儿子的抚养权问题曾引发广泛的关注。法院一审将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了男方,二审又改判为孩子3岁前抚养权归女方所有,3至5岁由父母轮流抚养,5岁以后改为男方抚养。

双方的抚养权争夺战并没有因法院的判决而平息。今年8月末,男方趁孩子和姥姥晚上在路边玩耍时,伺机将孩子抢走,但他的车被周围的邻居和外卖小哥拦住没法挪动,双方僵持不下。魏圆圆向本刊回忆道,邻居们逼迫男方把孩子交还给姥姥,但当她们娘仨坐进朋友的车里,男方拦在车前不许她们离开。“我给派出所打电话报警,但是派出所一直不出警,说我们是情感纠纷,不归派出所管。”后来警察虽然来了,但依然表示无能为力,紧张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最后,警察终于想出了一个理由,说魏圆圆的朋友违章停车,要求男方给对方让路挪车。趁着男方后退的时机,魏圆圆的朋友迅速把车开走,这才化解了当天的冲突。

在处理这样的问题上,警察的两难境地可见一斑。“万家无暴”公益组织的创始人万飞退休前当了多年警察,他看待争抢孩子的态度,少了普通人的同情和义愤,多了警察视角的审视和批判。

万飞解释道,警察惩治的权限是违法犯罪活动,在新修订的《未保法》生效实施之前,父母一方抢夺孩子既不是违法行为,更谈不上是犯罪,警察执法难以找到发力点。即使明年《未保法》生效后,目前法律还没有规定违法的执法主体是谁,警察在这个问题上依然是难以作为的。

妇联的力量也经常显得微弱。

正在向法院申请第二次离婚的江苏妈妈万腊梅,她13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目前都在丈夫家里,无法与她相见。

万腊梅跟丈夫之间因为孩子和财产的矛盾由来已久。2009年,丈夫曾抢夺当时2岁的儿子,逼迫万腊梅离婚并交出抚养权。之后在次年4月,两人又复婚,并于2014年生下了一个女儿。2018年,男方又开始抢孩子,先是春节期间抢走了儿子,又趁11月女儿入院接受哮喘治疗时将女儿抢走。万腊梅认为,男方每一次抢孩子和起诉离婚,无非就是因为镇江老家在征地拆迁,男方不想让万腊梅获得补偿款,所以用孩子的抚养权作为谈判筹码。万腊梅说自己多方寻求帮助无果。

吃透法律去争取

“紫丝带妈妈”们都经历过母爱被剥夺的过程。朱莉是其中为数不多的成功维权的妈妈。作为这个群体的负责人,她用自身经历呼吁妈妈们把法律吃透,在非常有限的空间里尽可能为自己争取权益。

2016年,朱莉的前夫在二人离婚诉讼期间将5岁的儿子带走,直到现在,她仅仅见过孩子两次,有一次还遭到了对方的殴打,造成轻微伤。2018年1月,法院将儿子的抚养权判给了朱莉。“因为我的条件明显比男方好。我的学历比他高,有稳定的工作,有房产,而对方没有稳定的工作。而且在5岁以前,孩子一直都是跟我生活在一起的。我提供了很多证据,证明我跟孩子的关系非常亲密。”朱莉说,即便孩子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在自己身边,但法院仍认为孩子跟着母亲符合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可是男方始终没有交出孩子的抚养权,甚至给孩子办了转学,连当地教育局都查不到孩子当时的就学情况。“对方很会钻法律空子,他总是把责任推到他父母身上,说孩子的爷爷奶奶不让看。”于是朱莉向法院申请抚养权的强制执行,法院对这种无赖行为,可以通过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罚款以及拘留的处罚来责令其履行义务。“有些人有稳定的工作,比如公务员,一些强制执行的手段会给他们造成压力,但像我前夫这样的仍然在耍无赖,法律对他的震慑力仍不够。”2018年7月,朱莉的前夫被司法拘留一个月,但在这之后他仍未交出孩子。

“我一直不赞成使用其他手段把孩子抢回来,那样的话未来还是有被抢回去的风险。”朱莉说,在4年的时间里她之所以只见过孩子两次,也是担心冲突的场面会给孩子造成心理压力。“那时我去见儿子,不是要带他走,而是要告诉他,妈妈爱他,没有放弃他。”

朱莉的律师建议她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申请提起公诉。根据《刑法》第313条规定,拒执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拒执罪看上去是对拒不履行抚养权和探望权最强有力的法律手段,但在司法实践中其实很难立案。

“追究被执行人拒执罪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情节严重’,如果在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中,没有罚款、拘留等严重的强制措施,公安机关是不可能立案的。”即使像朱莉的前夫这样完全符合条件,并且法院也以拒执罪移交给了公安机关,但由于《刑法》的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将“拒不履行抚养权”列举进去,所以江苏省公检法系统对朱莉的问题如何处理很犹豫,讨论时间长达两年。此间朱莉一直在申诉,直到最近,终于传来好消息,公安机关开始重启拒执罪程序,而男方终于在拒执罪的压力下,主动与朱莉进行调节。朱莉为了尽快接回孩子,在探视时间和抚养费问题上做了很多让步。

朱莉说,她与“紫丝带妈妈”们尽力搜索了国内关于拒执罪的所有案例,发现仅有20多例是关于抚养权问题的,探望权的案例则一个都没有。“探望权比抚养权更难争取,”朱莉说,“因为只是让你看一下,没有归属问题,你几乎没法搜集到拒执罪的证据。”

佳佳(化名)刚刚恢复了与孩子的正常探望权利。“我的经验就是,你一定要不断地跟法官争取,这件事只有靠你自己去做,律师替代不了你。”佳佳告诉本刊。

佳佳在向实施家暴的前夫起诉离婚时,孩子并不在自己身边。“那时我对离婚一无所知,在网上搜,找到一个经常上电视节目的律师。他跟我说,如果孩子现在没在你身边,那法院很难判给你了。”佳佳说,为了尽快了结前夫的纠缠,能看到孩子,她经过妥协,与对方签订协议,净身出户,并且由对方获得孩子的抚养权。“我当时只想先脱离深渊,并尽快见到孩子,才答应了对方提出的一切要求,没想到再变更抚养权困难会那么大。而且明明两岁之前应该把孩子判给女方,我当时的律师并没有告诉我。那时我的孩子还不到一岁。”

佳佳去孩子的爷爷奶奶家看孩子,不但遭到对方的语言攻击,有一次还直接将她赶了出去。“我报了警,警察跟我说,下次别报警,直接去法院起诉,连笔录都没有做。”佳佳以对方拒绝履行探望权为由,向法院要求变更抚养权,遭到了驳回,接着她又申请探望权,法院对她的探视时长和频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即便如此,对方依然有诸多理由阻挠佳佳看孩子。“有时候说我教孩子说他们的坏话,事实上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提起前夫这个人都很困难,所以我的家人都不会提他,我更不可能跟孩子说他的坏话。有时候的理由是孩子去外地玩了,后来他们又搬了住处,我找过两三次都不见人。”

佳佳把每一次的通话和上门情况都做了音频和视频的记录。“我会拍我去的时候,大门是锁着的。甚至半夜12点还在对方家门口守着拍视频,证明他们搬家了。”她向法院申请探望权的强制执行,终于在探视前一天晚上等来了执行局法官的电话。“男方说,明天上午可以见孩子,地点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法官问我能不能去。”佳佳回忆说,她知道这一定是个骗局,但她必须答应下来,包车连夜赶路,一路都拍视频留证据。果然,约定的地点是假的。佳佳一边拍一边给法官打电话,法官又与男方沟通,之后告知她地点说错了,让她赶往下一个地点。结果依然看不到人影,男方以佳佳迟到为由终止了这次探望。

在之后的法院强制执行阶段,男方再次以同样的方式欺骗佳佳,致使她一直都见不到孩子。在忍耐的同时,佳佳不断给法官打电话、写信,把自己拍摄的证据制作成光盘寄给法官,给全国法院系统通用的司法信息公益服务平台12368打电话,希望给法院执行局造成一点压力。

“我每写一封信,都要改十遍以上,要写一整天,每个字都会斟酌,考虑怎么描述会更有力量。”佳佳说,每一封信她都会标明是给法院的第几封信。跟出庭时保持克制斯文的状态不同,她会在信中坚定自己的立场,控诉男方的无良行径。“后来法官跟我说,我找的证据真的很全面。我要做到让法官挑不出漏洞,找不到一丁点办法支持男方。”

在佳佳的不断推动之下,法院终于对男方采取了限制高消费的强制措施,因为男方的工作因此受到了影响,他终于松口,同意佳佳按照法院判决的探望权条件与孩子见面。

但法院每一次探望权的强制执行只能保证当事人与孩子的一次见面。由于担心男方出尔反尔,她申请法院延缓将男方撤下失信人名单,也学会了找法院门口有门路的小律师申请强制执行的再次立案,花几百块钱就能大大加快立案的速度。朱莉虽然获得了抚养权,也与男方谈妥了日后探望与支付抚养费的协议,眼看着接回孩子的日期临近了,但她同样不敢掉以轻心。“虽然有时候看到了希望,但这种事情往往都变化很快,对方如果再耍无赖,程序可能又要重头再走。”

被夺走亲情的孩子

很多抢夺、藏匿孩子的人,对自己行为的解释通常都是因为“爱孩子”,但孩子的心理感受和处境又是怎样的呢?

自从孩子被夫家带走后,最让万腊梅气愤和忧虑的就是孩子的成长问题重重,尤其是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大儿子。2018年底,万腊梅得知,大儿子和小女儿有天晚上一起在村委会的拆迁办公室里待到了半夜。“警察说我儿子贪财,带着妹妹是去拆迁办要钱的。他那时只有11岁,你能想象这是孩子主动做出来的事吗?”万腊梅说,儿子因疏于管教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

学校老师反映,儿子从来不做家庭作业,法官跟儿子谈话的时候儿子说,因为爸爸从来不管他和妹妹,他要照顾妹妹,有时父亲还让他帮着打游戏赚分,他根本没时间做作业。儿子甚至开始赌博,因为欠债还被麻将馆老板堵在了上学路上。父子之间矛盾常常激化,有一次因为跟父亲发生肢体冲突,儿子被父亲赶出了门,6岁的妹妹则一个人被扔在家里,一整天无人照顾。

张迅的儿子也判给了男方抚养,多年来她的探望权一直受阻。离婚诉讼期间,孩子被男方送回老家跟爷爷生活。张迅说,儿子目睹了她跟爷爷的冲突,也见过她跟爸爸打架,她不希望孩子经受这些。“两边都是他的亲人,所以后来我想去见他的时候都会很谨慎。”

张迅有一次去学校见孩子,先是老师不让见,后来她发现孩子一直在躲闪。“周围有那么多同学,会让他觉得没面子。”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她只敢在孩子上学的路上偷偷地躲在大树后面看孩子,怕被接送孩子的爷爷发现,双方爆发冲突让孩子更加难受。

张迅的儿子很内向,现在他越来越不爱说话了,跟她视频聊天的时候也表现得很生疏,张迅心里十分内疚。

几年来,张迅的探望权问题一直没有太大的进展,这跟她自己的遭遇有很大关系。离婚之后,张迅的父母相继病倒,为了照顾父母,她只能暂停为探望权奔走,而父母在去世前都没能见到自己的外孙一面。

“那些争取到抚养权或探望权的妈妈们,都会有家人的支持。其实我也想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个人苦苦支撑,四十几岁在职场上没有任何优势,工作上战战兢兢,又要见孩子,又怕影响工作,要不然我也放下,找个人结婚算了,但我就偏偏不想让自己放下。”张迅说,她现在在做一些带小学生的工作。“做这份工作是为了跟我的孩子同步,知道这个年龄的孩子什么样。如果有一天孩子能回来,我要保证我能接得住。”

(感谢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共同发起人冯媛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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